著作權保護刑法規(guī)制研究分析論文
�。�摘要］著作權保護制度在我國法治建設的幾十年中取得了重大進步，制度設計日趨完善，形成了民法、行政法、刑法調整的歸責體系。但是，近年來社會發(fā)展中侵犯著作權犯罪出現許多新問題和新情況，加上我國的著作權刑法保護起步較晚，導致司法實踐存在困難，有必要加強著作權保護的刑法規(guī)制，本研究針對出現的問題提出了法律層面的措施，以期促進我國知識產權事業(yè)的發(fā)展。
�。�關鍵詞］著作權保護;刑法規(guī)制;刑事立法;鄰接權;司法實踐
一、我國現行刑法對于著作權保護的規(guī)定及其必要性
著作權是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一項重要權利，對其保護有助于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保障公民合法的智力成果，保護著作權也是促進我國知識產權整體上和諧穩(wěn)定發(fā)展的重要方面。狹義上，著作權是包含財產權和人身權在內作品作者專有的權利;廣義上，著作權是在狹義著作權即財產權和人身權之外衍生的一系列權利［1］，我國現行著作權法規(guī)定了表演者權、錄音錄像制品權、廣播電視制作者權利等，這些權利的法律稱謂通常是著作鄰接權或者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隨著我國著作權理論的發(fā)展，廣義概念被學術界更多的接受，基于此，法理上的著作權保護應當是廣義范圍內的概念。目前，我國的著作權歸責體系中包含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不同責任形式對侵犯著作權的要求不同，總體來說，民事和行政責任相對于刑事責任適用方便，流程簡單，在司法實踐中獲得更多的行使;將侵犯著作權的行為歸入刑法規(guī)制因嚴苛的刑罰性質引起學術界的討論，民事法律關系中的著作權是否被刑法適當保護也是需要學者深思的問題。1990年我國頒布的《著作權法》沒有關于刑事制裁的規(guī)定，主要因為我國長期以來沒有統(tǒng)一的著作權保護意識，為了有效的法律實施將這一命題暫時放緩。經過多年的著作權實踐與公民法律意識培養(yǎng)，全國人大設立了“侵犯知識產權罪”，設置在《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條和第二百一十八條，分別規(guī)定了侵犯著作權罪和銷售侵權復制品罪［2］，標志著著作權保護正式納入刑法規(guī)制。刑法意義上的著作權保護體現出我國對侵犯著作權行為重拳出擊的態(tài)度，也表現出我國保護著作權法律制度建設工作的完善。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的文化生活豐富多彩，各式各樣的作品層出不窮，特別是互聯(lián)網的飛速發(fā)展更是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精神食糧。傳播速度快、范圍廣是當代藝術作品的一大特點，相應的著作權侵權案件也逐漸增多，多樣化的侵權方式使得打擊著作權侵權行為存在一定困難。因此，從刑法的現實效果來說，建立著作權刑法保護模式是刑法保護社會關系廣泛性的體現，也是刑法保護在嚴厲性方面的體現，針對社會侵犯著作權行為頻繁性和多樣性的特點，國家強制力的最強干預與刑法的震懾作用能夠達到預防犯罪、減少侵權行為發(fā)生的目的。
二、我國著作權保護刑事歸責的不足
雖然我國現有著作權保護體系已日臻完善，但是我國的著作權保護起步較晚，存在一些現實判例中不能很好解決的問題。著作權是一種動態(tài)的權利，會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而變化，在經濟文化和科技水平不斷進步的現代社會，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和形式也出現了新的問題和變化，造成法律的灰色地帶。通過分析我國近年來發(fā)生的著作權侵權案件的特點，刑法保護的主要問題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立法模式單一且不夠具體
我國法律體系對于著作權的刑法保護模式規(guī)定了具體的犯罪行為種類和刑罰懲罰，刑法的提示性條款沒有犯罪構成要件的具體規(guī)定，也無法體現出著作權法對于著作權立法的專業(yè)性要求。在立法模式中，雖然單一集中式立法具有穩(wěn)定、方便適用與學習的優(yōu)勢，但是當今社會科學技術的發(fā)展瞬息萬變，著作權保護也出現許多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如果專門性法律不能承擔時代使命、立法模式不能及時應對新情況，那么許多著作權侵犯行為可能逃脫法律的制裁。
(二)規(guī)定的犯罪情形不全面
雖然我國《刑法》規(guī)定了五種侵犯著作權的犯罪行為，修改后的《著作權法》增加至八種，但是面對著作權保護的嚴峻形勢仍是杯水車薪，最突出的是現有刑法對于互聯(lián)網侵犯著作權犯罪的規(guī)定不夠明確�；ヂ�(lián)網既是作品傳播的主要途徑也是著作權侵犯比較嚴重的領域［3］，互聯(lián)網作品保護是亟待解決的問題，需要及時明確應納入刑法的行為。
(三)缺乏人身權利的保護
著作人身權是著作權中一項重要的權利，因強烈的人身依附性而存在，包括發(fā)表權、署名權、修改權等;作者轉讓作品的經濟權利后人身權利依然存在，受讓者不得擅自行使或更改。當前我國的刑法保護內容多是經濟利益，忽視了人身權利對于著作權的重要性，這與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大力發(fā)展經濟的時代背景有關;在新的著作權保護環(huán)境下，人身權利是經濟權利的重要支撐，需要平衡二者在刑法保護中的地位，更多地重視著作人身權的保護，這一領域目前還是立法空白。
(四)狹義著作權和鄰接權的保護界限模糊
著作權包括廣義和狹義兩種概念，我國刑法是廣義上著作權的概括式立法，沒有明確區(qū)分著作權和著作權有關權利，不能明確體現出著作權保護的社會關系種類。鄰接權是作品傳播過程中傳播者表演形成勞動成果的一種權利，1961年通過的《羅馬公約》確立了保護鄰接權條款。近年來，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得保護鄰接權人的利益矛盾日益加深，可以說，侵犯著作權的客體已經從傳統(tǒng)上狹義著作權向鄰接權轉變，這一點應當引起立法者的重視。
(五)違法所得規(guī)定的設置不合理
依據我國刑法的規(guī)定，侵犯著作權罪成立的數額要求“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jié)”①，銷售侵權復制品罪是“違法所得數額巨大”②。其一，大量侵權案例中的侵權者雖然有少量的利潤收入，但是對于著作權的侵犯十分巨大，造成的影響也無法彌補，在侵權人大量復制并低價銷售的情況下更是如此［4］。其二，比較同一章中對于商標法的成立標準是銷售金額較大，而非違法所得，能夠更好地把握成罪標準，也有利于司法實踐認定侵權行為。
三、刑事立法完善著作權保護的建議
為了適應我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完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保障市場經濟的'有序運行，現階段著作權的保護力度應在立法層面予以重視，特別是針對新形勢下出現的問題及時立法。為了完善我國著作權刑法保護的有關規(guī)定，本研究認為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協(xié)調部門法關系，調整立法模式
根據外國先進的立法經驗，著作權的刑法保護主要體現在刑法典和著作權法之間的協(xié)調作用。德國和日本的刑法典中并沒有具體的保護規(guī)定，只是概括為原則性或一般性的條文;著作權法是具體規(guī)定的細化，最終依據刑法規(guī)制懲罰侵犯著作權的違法犯罪行為。此種立法模式對于我國制定著作權刑法保護有借鑒意義，既可以保證刑法依據其他法律調整社會關系的穩(wěn)定性，不必頻繁修改，也可以促進著作權法的完善，保持法律的活力，順應社會關系變化及時調整。
(二)及時立法，確保法律涵蓋的犯罪情形
我國的法律規(guī)定不能涵蓋目前存在的全部著作權侵犯案件，規(guī)定的情形較少也不利于我國加強著作權保護力度，適當拓展著作權犯罪新情況是完善著作權保護的直接方式。立法方式可以采取制定刑法修正案、頒布司法解釋、修改著作權法等，用以彌補司法實踐的法律空白，如打擊互聯(lián)網盜版電影/電視劇等影視作品、非法出租侵權復制品、未經許可將復制品用于非法途徑等都是亟需立法規(guī)制的侵權領域。
(三)重視“與著作權有關權利”的保護
與著作權有關的權利又稱鄰接權，鄰接權保護是著作權保護的重要一環(huán)，但是，現有體系中沒有完全體現出地位，我國現行刑法中涉及鄰接權保護的規(guī)定只有侵犯錄音錄像制作者權利的保護，不能滿足鄰接權包含的眾多內容，其他鄰接權利保護的重要性與錄音錄像權利等同。因此，立法中應當刑法規(guī)制侵犯表演者權、廣播電視權、出版者權的行為，平等地保護鄰接權人的利益，維護我國著作權市場的穩(wěn)定與繁榮。
(四)設立著作人身權保護的規(guī)定
著作人身權存在人格權、身份權等依附權利性質，對其保護常見于民事責任和行政責任，目前，我國對著作人身權的歸責由民法或行政法規(guī)調整，現階段的侵犯著作權案件中體現出不重視人格權和責任追究不到位等問題，造成原有的歸責體系不能很好地保護著作人身權。根據功利主義刑法立法原則提出的“威懾力不足”原理，即對于某一不當行為，應當用刑法外的其他法律進行規(guī)制，當非刑法責任對現有的情況處理失靈時，才能考慮適用刑法加以規(guī)制，用刑罰彌補威懾力的不足［5］。應當肯定民、行責任規(guī)制的作用，其中刑法保護的內容應依照審慎原則設置規(guī)定，與其他調整方式并行不悖。
(五)建立“非法經營所得”的犯罪構成標準
違法所得與非法經營所得是不同角度成罪定性的設定標準，前者以行為人在侵權過程中對市場秩序的破壞程度評判是否構成犯罪，后者以行為人對受侵害人造成的損失判斷是否成罪。對比而言，后者能夠更加直觀地表現出該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量化該行為對受害人的損失以便定罪量刑。因為法律實踐中違法所得金額較小卻給受害人造成較大損失的案例比比皆是，所以及時調整成罪標準非常必要。
四、結語
著作權是知識產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我國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繁榮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法律的靈魂在于實施，新形勢下著作權保護刑事立法工作應當以司法實踐為主要依據，針對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及時完善，以保證我國知識產權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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